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条件之一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或者机构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但是，从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中间需要无数个过程，也需要有其他要素的加入。如果用系统的眼光看，就构成一个应用技术系统。回溯英美的科技实力角逐历史，美国之所以“后来居上”，并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原因之一在于可以很好地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有效互动，而这与其完善的应用技术系统是分不开的。我国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整个应用技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还存在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如何更好地改进应用技术系统，便成为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之一。基于此，文章分析了我国在应用技术系统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改进应用技术系统的对策建议。
围绕着“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郑永年教授发起和统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产生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11期发布系列文章。“大湾区评论”与中科院合作，陆续推送该系列文章的精简版本，欢迎感兴趣的读者订阅公众号并持续关注相关文章。
从历史看，不少国家都是因为重视应用技术系统的发展而实现了科技地位的跃升，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美国。相较于英国等欧洲国家，尽管美国建国较晚，科技起步也较晚，但还是实现了“后来者居上”，这当中固然有无数偶然或必然的原因，但美国对于应用技术系统的重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很快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工业强国，在应用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美国的科研经费投入长期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位置，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机构常年设置大量科研经费。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型科技企业，如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等，他们十分注重科技研发，每年都在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方面投入巨额资金。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发达，1946年就成立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RD），是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之后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更是成为全球风险投资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另外，美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庞大、功能完备、层次多样，既有统一、集中的全国性市场，又有区域性、小型的地方交易市场，使得不同规模、不同需求的企业都可以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获得发展机会。
第二，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美国有着强烈的创新创业文化，社会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较好，支持创业的各类机构也较多，创业者和企业家相对更容易获得资金、技术和咨询服务的支持。同时，美国很早就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很多大型科技公司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网络和技术转让机制，有助于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促进了技术的转化和商业化。通过技术的创新创业而实现个人财富自由的案例在美国不胜枚举，社会上也形成鼓励技术开发的氛围。
这是2023年11月29日，在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上拍摄的基础研究重大成果展台（图源：新华社）
第三，持续拓展海外市场。以美国硅谷、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地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核心区聚集了大量的创新企业，他们的科技产品并非只在美国销售，而是以全球为市场，在不断的技术输出过程中积累各类资本。反过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可以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和创新，从而形成资本与技术的良性循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遥遥领先，美国在应用技术方面的总体竞争力依然强大。
第四，积极布局国家实验室体系。自1915年托马斯·爱迪生提出国家实验室的雏形，到1923年美国成立第一个国家实验室NRL（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已走过100年的历史，形成了十分多元、庞大又复杂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体系。尽管美国的实验室承担了大量基础研究，但在推动应用技术发展方面依然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从研发投入趋势看，2013年~2018年间，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投入金额明显低于2008年~2012年的投入量，尽管2019年以后有所回升，但依然没有达到2008年的数额，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则一直在提升（见下图）。这也说明，美国对于应用技术的重视度越来越高。
第五，大力吸引国际人才。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移民抱积极的态度。一战、二战时期，美国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等，有效促进美国成为科技大国和强国。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是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人才来跟苏联竞争，最后将其打败。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来自国外的人口比例达到 40%。美国硅谷的国外人口更是占到 60%，而硅谷 2/3 的“独角兽”企业是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创立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推动应用技术的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应用技术的发展。实践证明，应用导向对于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要看到存在的诸多不足：
一是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依然存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以工研院为例，工研院是我国地方政府促进应用技术发展而设立的典型机构。初期，他们在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却暴露出各种问题。究其原因，最根本在于在面向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原有的体制机制矛盾，不能真正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地方工研院大多实行“一院两制”，一部分工研院注册为事业单位，一部分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前者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而逐渐缩小了体制的优惠空间，在人员、财务管理等方面缺乏灵活性，而且在开展商业活动和进行收益分配时，可能面临国有资产处置等问题，造成过于保守的行为；后者则缺乏配套的政策支持，研发活动的公益性难以长期维持。另外，由于市场力量的不足，大量科研资源的所有权和配置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甚至成为官员谋求短期升迁的手段，严重干扰了科研资源按创新发展需求而进行合理配置。
二是研究和应用“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科技中介服务滞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尽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众多，所产生的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但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不力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市场、企业需求脱节的现象广泛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是重要原因，而这与我国科技中介服务的体系还不完善、功能尚不健全密切相关。总体看，科技中介所提供的服务滞后于企业和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相对低端的业务领域，如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登记等，稍微专业一些的战略规划、专业技术鉴定与评估等服务不足，而金融业务和金融服务则更少。
三是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较强，标准制定权掌握在别人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接了大量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很大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大量自主产品和品牌开始走进市场，但很多关键零部件和高端设备并不能自己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这表明很多真正的产业、行业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别人手中。核心技术不能自主的背后是标准制定权的丧失。一般而言，核心技术的发展会推动技术标准的制定，而技术标准的制定又影响到核心技术的应用和市场准入。
图为2022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进行航天产品可见光定标测试（图源：新华网）
四是区域劳动分工不足。从技术的本质而言，技术是不同元素的组合。从现代劳动分工的角度，这些技术或元素很可能并不来源于同一个地区，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更是可能分散在不同地区，如此就涉及区域劳动分工的问题。但在现实中，我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阵地”，常常通过设置各种障碍而阻碍技术及其相关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这不仅不能促成应用技术的“自给自足”，反而难以集中人力、资金和技术等资源攻克高精尖技术，容易造成中低端技术研发的不断重复，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最后是人才问题。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现阶段的教育体系还不能培养出大规模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职业教育的总体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由此造成应用技术人才的不足。其次，在人才评价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往往更侧重学术成果及论文发表，或者更看重各种“帽子”，而较少关注长期在一线从事具体工程操作，并真正推动了技术发展的基层优秀人员。另外，近些年我国各地纷纷出台各类人才政策，结果往往沦为“抢人大战”，并没有贡献太多的人才增量。要想实现人才增量，可以将目光转向国际。目前在我国工作、生活的国际人才数量总体较低，远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从事应用技术相关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国际人才占比更低。
第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逐渐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一方面，制度体系要与技术发展之间形成协同关系。技术创新不只是研发过程，围绕技术生产、配置等环节也需要配套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复杂的技术创新体系。各类研究显示，制度可以为创新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透明的规则以及开放的市场。一般而言，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制度成本相对较低，创新能力也相对较强，反之亦然。同时，新的技术也在影响原有的制度及其运行。未来应进一步改革科技制度体系，以面向现实、面向需求、面向技术为出发，不断改善制度环境，逐渐降度成本。
另一方面，制度体系要与市场形成良好互动。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力量。资本市场对于推动应用技术系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企业的支持将促进整个系统的良性发展，比如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方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上市渠道，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为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融资支持和专业化服务等。
第二，增强科技中介服务，持续推动应用技术转移转化。科技中介具有多种类型，包括技术咨询或经纪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评估组织等。不同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科技服务业。未来应围绕科技中介服务重点发力，坚持分类、公平和市场原则，重点从信息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升科技中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化制度建设。标准制定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021年出台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也指出，到2025年，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更加有效推动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标准化建设工作与应用技术、科技创新的互动发展。对于我国较为领先的技术领域，比如高铁、新能源汽车、5G等，要及时出台面向国际市场的标准制度体系，把握领先技术的标准制定权。对于目前国际普遍关注的关键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要广泛开展标准化研究，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研究探索将标准制定作为科技计划的重要产出，健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体制机制，以科技创新提升标准化水平。
2020年11月27日，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图源：新华网）
第四，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在应用技术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应将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和潜力挖掘出来，形成合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在数字和信息时代，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以应用技术提升为核心的统一信息平台，将各地的应用技术及其市场信息进行整合，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达成不同区域和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攻关。同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和预测，为技术开发和企业经营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和决策支持。此外，还需要一定的规范化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最根本的，还是要继续推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第五，坚持开放与合作，大力吸引国际人才。开放导致多元性和多样性，而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在开放状态下，不同的文明、文化和其他创新要素的流动、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创新的根源。未来应进一步增强国际引才，一方面，积极吸引归国人才；另一方面，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每年留出一定的移民名额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对于具有突出贡献的国际顶尖人才，可考虑承认双重国籍。在中美科技竞争格局下，欧美人才较难引进，可优先考虑面向新兴经济体、“关键小国”和周边国家吸引人才。
姜 涵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分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等。
方伟创：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应用、政策大数据建模与分析、基于数据的科技情报分析等。